“新水墨人物”的探索，杨之光走到了哪一步？
杨之光教授无疑是本世纪画坛里一位颇值得敬重的人物画家。今年1月，杨之光教授获颁第二届“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”，这是国家、政府对他“努力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语言与西方绘画的严谨造型相结合，通过写意性的概括用笔，呈现一种从现实中来、又超越写实性的写生，体现了一种多样文化与艺术语言的综合”——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肯定与褒扬。
如果要编写《现代中国画史·人物篇》四大家，除方增先、刘文西、黄胄外，杨之光应毫无疑义位居其中，这不仅由于他在1954年创作的《一辈子第一回》以简洁、鲜明、质朴、真实的语言赢得了美术界和社会的肯定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杨之光连连打出很多名作，像《矿山新兵》、《激扬文字》(为青年毛泽东造像)等等，确实令人耳目一新，营造出一片新水墨人物画的新天地。“四大家”中，刘文西的作品分量很重，造型精确，形象突出，常用皴法以强调造型的力度，很“土”，很有特色，却失之于板滞;黄胄以速写为基本，大量使用复笔，以生动取胜，生动有余而韵致不足，其笔下之驴学界普遍认为“不过一交通工具耳”;倒是方增先，他承袭了江浙一带注重笔墨情趣的传统，画面具有文化气息和书卷气，显得雅致而飘逸。“四大家”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影响巨大，在美术史上地位很高，但到了1976年以后，特别是1980年以来，他们都退居“二线”，失去了领导画坛的地位。刘文西、黄胄的画退步到连他本人以前的水平都不如，刘文西再也画不出《祖孙四代》、《支书和老贫农》的水平，黄胄后期的画也很糟糕，只有方增先的画还在求变，杨之光的水平仍能保持，但他们都不能再领导一代人物画坛——这是一个颇值得令人思考的美术现象!
且不论为何刘文西和黄胄晚年的画作水平每况愈下、方增先的画为何还能在求变?笔者在此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略说一下，为何“杨之光的水平仍能保持”——说得不对，还望各位方家批评指正为幸——“能保持”的意思是，一方面，就整个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领域而言，杨之光的作品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学术水准，并无颓败之相;另一方面，就杨之光自身而言，他晚期的作品的确也并没有太大的突破，这一点，读者比较其《恩师徐悲鸿》(2005年作)以及《雪夜送饭》(1959年作)即可冰鉴!
杨之光的绘画水平能保持但又无法自我突破的原因，我想一方面应该跟他所受的文化教育、人生阅历有关，另一方面则受其选择的艺术路向所限。杨之光在读私塾时就得到老师指点诗词书画篆刻，这使得其在同辈画家中一直处于较大的优势(应该承认，他的书法在同辈画家中还算是比较好的，这一点，对于其后期的创作亦是有利因素)，年轻时进入春睡画院，为高剑父入室弟子，略得岭南派技法之旨;20世纪50年代只身赴京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，受徐悲鸿“亲炙”，从“三角、圆球的素描画起”，受到西式写实美术的严格训练，于人体解剖和素描精研细琢，并养成了一辈子画速写和写生不辍的习惯。杨之光的绘画特征，一言蔽之：速写加水彩。即以速写为基础，把笔墨附着于严格的的结构布局中，强调瞬间的生动感——确实，杨之光以其聪慧的大脑和灵动的用笔，并参以西洋的光感效果，打破了古来文人人物形象程式化、概念化的弊端，开创了水墨人物的新局面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其《一辈子第一回》也好，《雪夜送饭》也好，甚至《女人体写生系列》等等，都是这种写生性的视觉语言的提升，它们的出现，确实具有中国水墨人物画里程碑的意义，这一点，实在不能抹杀，也不容抹杀。杨之光他们在人物画史上的光辉地位是无法抹杀的。
但回顾起来，杨之光的实验又不过就是徐悲鸿、蒋兆和所开拓的水墨人物画历史问题的再探索和再尝试罢了，在这条艺术路向上，他确实孜孜以求，穷其一生加以研磨砥砺，他用不同颜色表现出凹凸和光影，后期在色墨上的运用更加大胆，用笔湿润而透明，技法探索可谓达到一个新境界，但仍然是素描法，它牺牲了中国画的笔墨情趣和造境意趣，大都来源于直接观感，一种瞬间的心理反应，致生动有余底蕴不足。由于不再强调笔墨意韵，不再强调书法用笔，所以杨之光的书法本应有更高的文化意蕴和精神意韵，由于没有了自觉追求，吃老本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。
记得潘天寿曾经说过：“中西绘画，要拉开距离。”“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绘画差不多，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。”“我向来不赞成中国画‘西画’的道路。中国画要发展自己的独特成就，要以特长取胜。”“号召世界主义文化，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。”“今后的新文化，应从民族遗产民族形式的基础上去发展。”其实，中国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，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在，自有其独特的评判体系在，它的根基在于诗书画的合一，而它的最最核心处，则是在于其审美是否符合中国文化的本质，有无反映出中国文化那种博大、深沉、灵敏、单纯的特性。
一般而言，中国画只要沿着诗书画合一的路向攀登，只要一个画家能坚持不懈，反复研磨，反复锻打，反复淬取，其画面语言将愈老愈纯，愈老愈精，愈老愈深厚，愈老愈自由，愈老愈活泼，愈老愈天真，愈老愈见光华，所谓“熔铸诸学于一炉而集大成者”即此，所谓“道法圆融者”亦即此。不必说五代的荆浩、关仝，也不必说宋初的李成、李唐、范宽、王希孟，更不必说“元四家”、“明四家”和“清四家”，乃至徐渭、石涛、八大山人、程邃，就说现代的齐白石、黄宾虹，一位是花鸟大师，一位是山水大师，均能在晚年变法而至“凤凰涅槃”。应该说，杨之光在改造中国水墨人物的探索是值得肯定和致敬的，“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”的称号在当下也是实至名归的，但他以及他的同道们以牺牲中国笔墨为代价，牺牲中国造境规范为代价，始终在“不中不西”，“非驴非马”(见其画作《泉》跋语)境地中打转，始终在“技”的层面打转，始终难以企及“道”的层面——因为，这条路，从一开始，就注定要偏离中华民族文化的康庄大道!
作者：刘释之